1. 写作背景#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为了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全党迫切需要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回答党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问题上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6年12月，毛泽东以陕北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授课讲义的形式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既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功的经验(如前三次反“围剿”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术)，也深刻批判了“左”倾军事错误的根源，更阐明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特点”“敌我力量对比”等实际条件的根本方法论，为全党统一军事思想、迎接全民族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 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共涉及五个问题：

1. 如何研究战争。
2.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战争。
3.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4.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5. 战略防御。

3. 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研究战争，如何战胜敌人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这部研究和指导战争的伟大军事著作，不仅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而且集中了古今中外的有益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 长征的背景#

1930年至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军事战略指导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江西瑞金为核心)发动的前四次“围剿”，革命根据地面积扩大、红军兵力发展到约30万人，革命力量进入相对兴盛期。

但1933年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其错误路线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一，军事战略失误：“左”倾领导者否定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战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消耗战。面对国民党军队(1933年第五次“围剿”投入兵力达50万人，且配备先进武器、依托堡垒推进)，红军放弃了擅长的运动战，强行与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导致兵力和装备损失惨重。

第二，内部指挥混乱：“左”倾领导者排挤毛泽东等有实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由不熟悉中国战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独揽军事指挥权，其脱离实际的指挥进一步加剧了红军的被动局面。

第三，根据地处境恶化：经过一年多的消耗，到1934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已极度匮乏，红军主力被迫放弃根据地，寻求战略转移，以摆脱被国民党军队“围歼”的绝境。

2. 长征的过程及其最终胜利#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原来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促使他们对“左”倾错误领导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随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尽艰险。随后党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这支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3. 长征的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第一，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第二，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第三，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第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1. 历史背景#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地下党组织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它促进了中华民族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主动权。

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下，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突破。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着手整军备战。他还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2. 事变经过#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初，他到达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日凌晨毅然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西安事变。

党中央派周恩来于1936年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杨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

西安事变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政变”，而是一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行动”。其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分裂”走向“团结抗日”的历史转折点——它终结了内战，凝聚了人心，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最终让中国得以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迎接1937年全面抗战的考验。

正如历史评价所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热词配套练习题#

1.(单选题)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的标志性事件是（）

A. 五四运动 B. 一二·九运动 C. 福建事变 D. 西安事变

1.B

2.(2019年第11题，单选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定了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 )

A.不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 B.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C.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斗争 D.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2.B

1. 会议背景#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其召开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战胜利后的建国分歧：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建什么国的关键抉择。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方式维持一党专制独裁统治。蒋介石虽早已确定打内战的方针，但抗战刚刚结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且其内战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同时，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主力运往战略要地也需要时间，因此蒋介石需要时间来部署内战，于是在表面上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经历长期战乱，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反对内战，要求民主。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等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下旬，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三万余人总罢课。12月1日，国民党派武装暴徒镇压学生，引发了重庆、上海等地声援昆明学生的活动，形成“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大规模爱国民主运动。

第三，国际社会的影响：国际上，美、苏、英三国不赞成中国内战，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美国虽支持国民党，但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之统一。

2. 达成的协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会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案、军事问题案五项协议。这些决议贯彻了和平民主原则，确认了和平建国方针，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制度。

政协的上述协议及其他协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

3. 历史意义#

第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如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统治。这些决议的通过，使国民党企图通过内战维持一党专政的企图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为中国的和平民主进程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政治基础。

第二，会议期间，各党派代表就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形成了民主与独裁、进步与反动的鲜明较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共同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本质和危害，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支持。

第三，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创立了各党派共商国是的组织形式，为中国各党派、各阶层提供了一个平等协商的平台。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使各党派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四，会议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种民主形式强调通过平等协商、相互妥协来达成共识，避免了通过暴力和冲突解决问题的方式，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它为后来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历史背景#

随着国民党军事进攻的不断扩大，国内阶级矛盾的上升和解放区群众运动的发展，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减租减息，已不能适应农民的要求。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进一步要求消除封建剥削，并且已经突破减租减息的范畴。

在这种情况下，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准备进行自卫战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

2. 主要内容#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的基本内容是：

1. 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2. 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
3. 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
4. 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方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3. 历史意义#

“五四指示”表明，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

1. 写作背景#

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此时，国际形势总的特点和趋势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走向缓和。中国由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以至西方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情况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抓住发展的机遇，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便成了党的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大事，则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苏联模式的迷信。这就促使党的领导人警醒，促使他们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 主要内容#

《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围绕这个方针，报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并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权力。

《论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报告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3. 历史意义#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1. 会议背景#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56年2月，随着苏共二十大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进一步披露，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2. 会议内容#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一，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第二，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三，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第四，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3. 历史地位#

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但是，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1.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已经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占据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2.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1)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

第一，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首要条件。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要改变落后面貌，巩固国家政权，就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3.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及其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

第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标志。

4.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但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会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也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热词配套练习题#

1.(2023年第12题，单选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标志是( )

A.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B.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C.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 D.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

1.B